这里的区别在于，根据同情心所得到的是自己对他人遭遇的感受，而根据戴震命题得到的是自己认定的他人的感受。

比如少杀慎杀刑事政策就是国际人权政治压力和国内政治博弈的产物，与中国人关于死刑适用的观念存在脱节，很难说是有公共理性的。1. 司法解释缺少公共理性 司法解释经常受到批评，而所有的问题都与解释者缺乏公共理性有关。

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 个分区，20 余县，面积近13 万平方公里; 截止到1944 年，人口约142. 5 万人( 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6500 万)。哈贝马斯沿着主体互动的视角重新审视理性问题，在肯定韦伯目的理性概念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的有效与深刻的同时，反思该概念的局限性，认为韦伯把理性理解为目的理性是误入歧途，交往理性才是理性的正道，并致力于扭转被扭曲的理性。由于缺乏民主程序的保障，司法解释的公共理性成分稀薄，大多数司法解释的思路是方便审判，表达出浓厚的审判权本位主义。云南高院一位副院长在回应社会对李昌奎案二审改判的质疑时，[48]其法律解释技术和案件类比技术存在明显错误: 一是对法律( 司法解释) 的断章取义式解读，二是案件类比仅择取相似细节而忽略本质不同。运用公共理性，就是在辩论根本性政治问题的时候，诉诸这些政治观念中的一种，即诉诸它们的理想与原则、标准与价值。

法官对举证时限等证据规则的选择性适用，部分法官以追求考核指标置换司法公正目标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40]由于割断了历史，该司法解释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已经产生了不公平的结果;[41]因为缺乏前瞻性，限购令的出台让房产证加名无望的人们的财产权平添风险。她匆忙地来了又匆忙地离开，并再三告诫我们不要让她媳妇知道。

你找谁？你找镇，镇里给他说话。这种资源大约可以描述为上面来调查的人。农村纠纷解决与基层权力结构和基层政权建设。也包括有一定声望的人，比如村里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她之所以能和我们说．，是因为我们是外面来的。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该作者认为调解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吸引力在减弱。

一些村民会更注重家庭和家族而认为自己不会去找威望人物。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当村民被问及会不会利用媒体解决纠纷的时候，很多人表示，我不会想到它。[3]对中国基层纠纷解决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特征。这样的选择隐含了这位村民对司法和家庭解决不同纠纷解决资源的后果认识：以公安、法院为代表的司法解决资源其后果是正式的、严重的，损伤人情的。

所以总体看来，在村民的心目中，其可及性是比较高的。另外，这些制度内的资源或在本村、或在本乡、或在邻乡，理论上也具有一定的可及性。比如村民提到只要出现不正常的死亡情况，村里、乡里、公安机关等会主动来维持局面，问题解决不了，就拖，拖到严重了，上面就会来管。他说村里不是不知道，没有人管。

比较来看，村民主观世界中的纠纷解决资源要比制度的设置要丰富，家庭、家族、邻里、有威望的人处于村民之中，是熟悉的、便利的而且是比较充盈的纠纷解决资源，可以成为制度内资源的最好补充。问题解决不了，就拖，拖到严重了，就有人来管。

[25]郭星华、王平：中国农村的纠纷与解决途径：关于中国农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页76。因为他们是纠纷发生的主体，也是寻求纠纷解决的主体。

对后果的预见与纠纷解决资源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村民就是这些资源的需求者和使用者。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也不是政府派出机构，而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乡镇一级则设有司法所。这样的认识之下，很多村民就连村内的资源也不会主动选择。很多村民指出钱和社会关系主宰了以上的纠纷解决机构。

[17]刘广安、李存捧，见前注[15]，页291。村民委员会与乡镇关系比较密切。

正因为如此，当被问及怎样处理矛盾和纠纷时，村民们经常提到要看严重到什么程度和要看什么样的矛盾。出现严重的情况了会来管。

很多村民则表示，家里条件不好，有威望的人就会看不起，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就小。他们经常说，那要看什么样的矛盾，那要看什么样的家庭矛盾，要看矛盾到什么程度。

[6]但是相比较目前农村纠纷解决研究的主流，这样的研究仍属少数。其二，在这样的社会控制的理念下，普通村民自然成为治理、管理或者保护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纠纷解决的主体。当我们在村里进行访谈时，有很多村民来进行围观，反应很多村里的问题，比如修路，比如土地征用的问题。另一些村民也表示，农村的有些事，想打官司的，没有人，没有钱，不能打。

一些村民指出自己找小学校长调解过家庭矛盾，或找懂法律的老人咨询过问题。以下的论述是将所调查村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

换句话说，只要村民的户籍所在地在本村、本乡和本县，他或她就可以和其他村民平等享有以上这些资源。这种认识的对或错是其次的，我们想指出的是，这位村民对不同资源的认识，直接决定了他对特定资源的选择和利用。

农村纠纷解决和乡土社会秩序。而不以主体为中心，不以他们面临的纠纷为研究对象，不以他们对纠纷解决的需求为中心的纠纷解决建设讨论是偏颇，甚至是压制的。

在思考出路或者答案的时候，学界多注重结构、制度、政策、法律等因素。在政府和正规的法律途径之外，村民表示一些小事，村里解决还比较实在。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当主体面对纠纷并有解决的愿望时，他或她最先诉求的是纠纷解决资源在主观世界中的布局。但如果从人口比例和资源的数量来看，国家制度内纠纷解决的资源显然是比较薄弱的。

一般情况下是在被采访者叙述完自己的故事之后，笔者才会就有关可能的纠纷资源询问他们相关的印象。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

有一位妇女提到自己的丈夫已经去世，儿子还小，如果有人欺负，没人可找帮忙，家族里的人也不来帮忙。因为路面不好，否则自行车也可以是比较便捷的交通工具，村民们说。

村民认为村干部把家庭矛盾当作小事，而且村干部认为家务事也不好处理。有的村民因此直接指出他们不管这些事。